在第三家公司虽然当着技术合伙人，却连招人的话语权都没有，每天如坐针毡。　　我们当时就想着，平台一旦成型，将很快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，流量大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赚钱的门道就多了，对上游，我们每一条产品线都可以收供应商的佣金;对中游，我们可以收取企业服务商的年费、月租费、增值服务费、广告费;对下游，我们可以收取咨询费;另外，我们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的金融服务商，做互联网金融……就这样想着想着，我们越想越来劲，甚至有些信以为真了，所有的工作都按照平台的思路去推进，就仿佛我们已经是一个流量巨大的平台。　　这位老兄手伸得挺长，后来还专门组织搞了一个论文叫《中国的生活满意度：1990-2010》(China'sLifeSatisfaction,1990-2010)，说这20年里，中国经济高歌猛进，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意满意度却呈急剧下滑的趋势，多数人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时的情况。比如，很多草根创业者在2005年、2006年已很成功，但由于缺乏和资本的对接，到一定的台阶后就上不去。　　不过，王功权可不是说着玩的，随后的2011年5月16日深夜，他突然高调附上一首与过去决裂的格律诗。按乐观统计数字，到2016年底印度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数到达了3亿，成为了仅次于中国(约8亿)的全球第二大移动互联网市场，而这还只是印度12亿人口的25%。　　曾经依靠标签化用户群迅速开辟市场变现捞金的创业者们，也在层出不穷热点事件中迅速地“被标签化”，戴上了“眼高手低”、“善于包装”这些难看的帽子。